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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对已经采取羁押措施（留置）的犯罪嫌疑人，是直接采取逮捕措施，还是需要审查逮捕（包括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的问题。

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其理由是被诉拆迁行政裁决相关的拆迁行政许可行为现行有效，亦不存在重大明显的违法而导致该证据不具备合法性的情况。笔者认为关联行政行为具有以下特征：其一，关联行政行为与后续行政行为存在着程序上的先后关系。

[3]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王贵松副教授、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成协中博士等均用先行行为的概念。在河南省光山县一起行政案件中，法院认为关联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具有公定力和确定力，即使该行为违法但没有被确认违法并予以撤销前，公定力依然还在。在行政相对人看来，关联行政行为违法，则以关联行政行为为依据而作出的后续行政行为必然违法，法院理应认定违法而加以撤销，但是法院却拒绝对关联行政行为作出审查，认为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而驳回起诉，这是对行政机关的的违法行政行为的忽视，从而会降低法院的服判息讼率及司法的公信力。首先，法院基于司法的自主性可对关联行政行为予以审查，只有对关联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查，才能更好地审查后续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才能更好地给相对人一个合情合理的答案。有时关联行政行为并无单独的法律效果，如果关联行政行为是一般违法，除非关联行为与后续行为以实现同一个法律效果为目的而互相结合，[17]否则不支持对关联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

(1)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优先。[11]如果最后的行政行为自身无论是从程序上还是实质上都没有瑕疵，只是该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关联行政行为存在违法性问题。2014年以来，为实现法院、检察院去地方化的改革目标，改革决策者推行了法院、检察院人财物收归省级统一管理的举措，一方面强化法院、检察院的财政预算和基本建设由省级财政加以保障，另一方面也强调入额法官、检察官的遴选和惩戒要由省级专门委员会加以决定。

司法行政机关应允许所有这些领域的法律服务机构按照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原则从事法律服务活动，将这些机构中的法律服务人员按照专业法律服务人员来加以管理。在司法行政机关机构设置发生变化的背后，存在着刑罚执行权与侦查权、劳动教养决定权与执行权的职能分离。但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先后设立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和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随着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设立中国高级检察官培训中心和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逐步加强了对法官、检察官的自行培训工作。不仅如此，对劳动教养人员的教育矫正，与对罪犯的教育改造一样，也都不是公安机关的工作强项，与公安机关作为治安保卫机关的职能存在着明显的矛盾。

笔者将对建国以来司法行政职能的演变情况做一简要回顾，以求对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定位做出理论上的梳理。1950年12月，监狱、劳动改造队以及看守所被全部划出司法部，改由公安部领导。

这标志着司法行政机关对法院、检察官干部的教育培训职能完全消失，同时也意味着司法行政机关对政法院校的管理职能也基本上不复存在。但迄今为止，我国的刑罚执行权仍然由司法行政机关、公安机关和法院分别加以行使，那种统一的刑罚执行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与此同时，司法行政机关继续行使以下司法行政管理职能：一是管理和培训司法干部，包括法院、检察院和司法行政机关的司法干部。无论是专门的政法院校，还是普通高校的法律院系，教育行政部门无法确立科学合理的准入门槛，无法建立可操作的法学培养标准，无法为法律院系建立公正的退出机制。

但是，要实现法律职业从业人员的专业化和精英化，仅靠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的推行还是远远不够的。自此，法院司法行政工作全部转归法院进行管理，建国以来实行的司法行政与司法审判分立制也告终止。那些被判处驱逐出境的罪犯，未来可以由司法部下设的司法协助局负责执行。（三）民事和行政执行体制的全面变革 早在2014年，司法改革决策者就提出了审判权与执行权分离的改革设想，但最高法院提出的改革方案却是在法院内部分别设置执行实施机构和执行裁判机构，实现所谓的内部审执分离。

这些职能要么本来就归由司法行政机关加以管理（如律师、公证、人民调解、法制宣传等），要么是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而逐步被划归司法行政机关的（如刑罚执行、司法考试、司法鉴定、社区矫正等）。与此同时，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高级法院开始法官学院分院，各省级检察机关也开办了检察官学院分院。

假如我们的讨论不仅仅局限于现有司法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而是着眼于下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实质性推进问题，那么，司法行政体制改革迟早将会被纳入改革决策者的视野之中。另一方面，也造成嫌疑人、被告人的超罪犯化，使其受到较之罪犯更为不利的待遇，使其辩护权利乃至人格尊严都受到不合理的剥夺。

可以考虑在监狱机构设置死刑执行部门和执行设施，在接到最高人民法院生效的死刑裁判文书和最高法院院长执行死刑的命令之后，监狱死刑执行官员应交付法警执行死刑，检察机关可以派员临场监督。（二）统一法律服务体系的完善 在对律师、公证、法律援助、司法鉴定、人民调解等法律服务业的管理过程中，司法行政机关应在总结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一套统一的行业调控制度。司法保障职能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14年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启动以来，一系列司法改革措施相继得到推行。前者是指可以独立于公检法三机关之外的共同司法行政事务，后者则是指可由公检法三机关分别加以管理的司法行政事务。可以说，从律师资格考试制度的建立，直到全国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的推行，我国司法行政机关为法律职业从业人员的专业化和精英化作出了较大贡献。所谓大司法行政模式，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大陆法系国家司法行政机关的缩影。

不同于大陆法国家的大司法行政模式，也有别于英美法的司法行政兼理检察业务模式，我国司法行政机关属于一种宏观司法行政管理机关。从1982年5月开始，司法行政体制改革再次启动，司法部建议将法院司法行政工作转交法院自行管理，同时建议将行政法律法规编纂工作交由国务院办公厅法制局承担。

司法行政机关都负有对监狱、未决羁押场所加以管理的职责。而1979年确定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管理法院司法行政事务后，诸如各级法院的设置、人员编制的确定、司法经费的保障以及办公机构的安排等事项，也属于法院内部的专门性司法行政事务的范围。

司法行政机关作为各级政府的职能部门，既不可能走向传统的大司法行政模式，也不可能采纳英美法的司法行政兼理检察业务模式。这标志着我国司法行政机关开始行使对刑罚执行和劳动教养执行的管理权，是我国刑罚执行体制的重大改革。

自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推行以来，由于这一考试难度极大，通过率非常低，因此被称为国内第一考。司法行政机关迎来了长时间的小司法行政模式时期。这种变化的基本轨迹是行政控制的色彩逐渐减弱，行业指导的特征逐渐加强。主题词：宏观司法行政事务。

考虑到这类执行涉及对个人财产权的剥夺问题，未来对这类刑罚的执行可以与民事、行政裁判的执行由同一机构一并实施。1951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颁布实施，最高人民检察署设置人事处，掌管人事工作，处理各级检察署干部和编制问题。

1949年12月20日被批准实施的《司法部试行组织条例》，确定了司法部15项职权，包括厘定司法行政政策。考虑到未来的社区矫正机构将承担更多非监禁刑的执行职能，而单靠司法行政机关设在基层的社区矫正人员根本不足以完成这方面的使命，因此，可以考虑借鉴和推广北京、上海等地的改革经验，全面组建社会工作者服务机构，并将其纳入法律服务体系之中。

例如，法院人民陪审员、检察机关人民监督员的管理工作正在逐渐被转移到司法行政机关的控制之下。为保证民事和行政裁判执行的顺利实施，可以在该执行部门配备必要的司法警察和执行设备，对被执行人采取包括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现等在内的一系列执行措施，必要时对于那些阻碍执行活动的被执行人，也可以经执行裁判法官批准，采取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

在研究者看来，要对司法体制改革做出实质性的推动，要对公检法三机关的法律关系作出重新调整，就要对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做出重新定位，使那些被实践证明不便由公检法三机关加以管理的司法行政事务，全都转由司法行政机关加以管理。建国初期，我国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是参照大陆法系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司法行政机关的主要职能有司法干部培训、政法院校管理、法制宣传、律师管理、公证管理、人民调解，等等。法律服务机构也从司法行政机关控制下的事业单位，变成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法律服务机构。

摘要：司法行政体制改革被纳入整体司法改革的框架之中，这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自20世纪末期以来，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越来越集中到反复吸毒成瘾、多次卖淫嫖娼以及从事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行为人，而对这些人的教育矫正又不得不伴随着戒毒、戒除不良习气、进行特殊教育等专门性工作。

三是其他法律事务的管理权，包括强制隔离戒毒、人民调解和基层司法行政事务、法制宣传、国际司法协助等事项的管理权。这些事务都属于宏观司法行政事务。

未来的社区矫正机构对那些被判处管制、缓刑、假释的罪犯，执行非监禁性刑罚措施，包括监督劳动、教育、治疗、考察、评估等各项矫正措施，同时对那些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社区矫正部门也负责进行执行。四是组织开展法制宣传和法制教育活动。